教育评论

（留言为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人民网立场）文章摘要：光明日报12月14日报道，中国社科院在京发布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刚刚推出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提醒人们注意教育消费不断攀高现象。著名社会学家李培林说，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教育费用持续攀升大大强化了居民的储蓄意愿，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排在首位，超过养老和住房，影响了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倾向，这种现象并不正常。全文留言精选：

　　我们这代人所受的压力决没有下代子女的压力大。为了他们，当然要大力投资教育了。但目前教育费用太大及乱收费现象确实也让人无法承受。制止乱收费政策再好也没有学校认真切实的实行呀。IP:221.224.197.

　　子女教育费占居民消费首位，说明教育收费改革，追求的是人民币最大化，其改革的结果已严重背离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IP:220.163.37.

　　各地教育乱收费行为确实太严重，政府三申五令制止这一行为，但收效甚微，为什么?因为具体管理这项工作的责任不明，老百姓只有默默忍受，心底急待政府早日解决这一事关全国大多数家庭的难题！IP:219.153.227.

　　我问一个教育厅的熟人: 义务教育到底是谁的义务? 他说:以前是国家的义务,现在是家长的义务.所以小孩子爱父母超过爱祖国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国家现在对百姓还有哪些义务?工作不管,住房不管, 看病不管,教育不管,那还管什么?髙税收为什么没有髙福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用到哪里了?IP:219.145.1.

　　教育是关系到普通老百姓的大事情，更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石，但目前的教育乱收费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了，虽然现在我们经济力提高了，但想一下还有多少农村居民和下岗职工生活贫苦，如果一叶障目，只看到了城市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任由这种不正常的现场持续下去，将造成社会畸形的发展。IP：221.14.246.（编后语：网友热评留言精选是对当天人民网"网友热评排行榜"上言论文章的留言进行选编，为了保持网友留言的原貌，编辑原则上不对留言进行删改。）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吕诺张宗堂）2004年，除一般性转移支付、工资性转移支付、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中用于教育的支出和教职工专项的50亿元资金外，中央财政安排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各类专项资金达到100亿元，比2003年的58亿元增长了72％。

　　这是教育部部长周济19日在教育部年度工作会议上介绍的。周济说，农村教育仍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2005年，要加大对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巩固提高的支持力度。同时，要确保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各项措施的落实，确保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等各项工程资金的落实和规范使用。

中国院士制度批判——院士制度：中国学术界与工程界的神坛

如果对中国的学术界与工程界作一次抽样调查，征求他们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院士制度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相信90%以上的知识分子会回答弊大于利。为什么？因为:

第一，最能反映中国科学技术最高水平的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连续多年空缺，而院士的选举却热闹非凡，可谓没有战功但却有战斗英雄，没有检讨只有表彰。
    
第二 ，社会对院士的炒作已登峰造极，院士已被神化，院士已走向了神坛，但院士的表现（当选后）却令人遗憾。用北京大学王选教授的话来讲"我有创造力时无任何头衔，我没有创造力时，头衔纷至沓来。"也有人讲，现在不少院士什么都能讲，惟独本专业深层次的几乎不讲。

第三，每一次院士选举都是一种严重内耗的过程，以至于经常推迟公布结果或不知道何时公布结果。学术界、工程界的大部分人对选举是不满意的。
    
第四，除俄罗斯外，国外本没有院士，只有会员，但国内非要将其译为院士。有所谓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根本就不存在科学院，只有科学学会），英国工程院院士（英国根本就不存在工程院，只有工程学会），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本是一个联合会）。不客气地说是狐假虎威、土假洋威！笔者从没有听说诺贝尔奖得主们对外称呼自己是院士，他们只认为自己是教授（博士），别无虚衔。反观中国，到处把院士作为自己的头衔标榜，似乎高人一等，不是凡人。
    
第五，由于院士代表所谓最高科学技术水平称号，是顶峰，因而多多益善。据了解，没有院士的领域在争取设置院士（如社科院、文学院、艺术院、法学院等等），有了院士的学科竭力增加名额（据说数学学部就认为自己目前的院士数量偏少。真是让人不解：中国近十几年来的数学成就有资格增加院士吗？如果笔者没有记错，中国花了数千万元争取在北京召开的世界数学大会，中国无人问奖）。更令人困惑的是，中国搞出了少年科学院院士！一个没有拿出让全世界骄傲的科技成果的国家，追求（逐）院士头衔究竟有多大意义呢？中国有1万个院士又能如何呢？正像中国的博士帽，甚至还有所谓博士后帽，其满天飞又能有多大意义呢？进一步分析，中国的院士制度至少有五大弊端：
    
1．有了教授、工程师这样的职业、职称制度，有了科学技术协会及各种学会制度，再搞出院士制度，只会导致科技人员之间的无谓矛盾、内耗及歧视，使正当竞争转为无序的竞争。因为，教授、高级工程师已经是高级科技人员，他们是一个充满个性的群体，有必要在他们中间再划出一个最高级吗？世界上有最高吗？你今天是所谓最高级，你明天还能保证代表最高科技水平吗？如果你不能代表最高却拥有最高之头衔，这不是名不副实吗？不是对其他教授的歧视吗？既然你是院士，你代表着最高，其他人还有资格与你叫板吗？当一个院士对诸如非典病毒下了并不正确的言之后，除了有其他院士出来指正，普通教授有同等的话语权吗？如果再实行终身制（80岁以上可转为资深院士），这岂不是对科学的亵渎？看一看世界，有哪一个国家设立这种"最高"的称号？即便是诺贝尔奖，人们公认其是最高学术荣誉，但诺贝尔奖宣称自己是最高吗？俗话说得好：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是你的头衔如何，而是你的实力如何。从这一逻辑出发，已经有有识之士提出：废除职称制度。甚至有人提出：医师都可以不必经过政府（考试）来认定，谁从事这个岗位，谁就是医生。有人会说，你这样做不是要出大问题吗？不会有大问题，但肯定会有小问题，正像职称的医师也会出问题一样。关键是要充分竞争，法制健全，权利与责任对称。事实上，人类在数千年历史中是无所谓医师资格职称的！也许，当医生都没有职称时消费者会变得更聪明、医生更平等。此题可另文论述。
    
2．有了科技奖励制度，再搞院士制度，两者之间不是重复就是矛盾。据了解我国可能是世界上设立国家科技奖最多的国家之一。比如有，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最高奖为一等奖）、国家科技特等奖（这里最能反映国家科技水平的是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据了解，近十几年来，绝大多数年份这两个奖要么空缺，要么仅有一种）。一方面有代表最高科技水平的奖励制度，一方面又有代表最高科技水平的院士制度，这样必然导致：要么重复，即得到国家科技一等奖者再当选为院士，当选为院士后再得到国家科技一等奖；要么矛盾，即得到国家科技奖者可以是院士，也可以没被选为院士，这就产生了矛盾、不公正，或者同是院士，有的获得过国家科技奖，有的没有得到过国家科技奖，这又产生了矛盾，不公正。这就是悖论。奖励制度是对事不对人，无所谓终身，而院士制度是对人不一定对事，且终身化，两者是互斥的，是相互矛盾的。如此必然引发院士与非院士之间虽然水平相当（甚至后者高于前者）但竞争起点不公的纷争以及同是院士但水平不同者之间的纷争。

3．有了知识产权制度再搞院士制度，则院士制度不是多余，就是负作用。一个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行专利（发明专利）制度，版权制度就可以给创新、创造者以充分的激励，就可以保证正当的竞争。正如美国19世纪的总统林肯曾经说过：专利制度就是给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没有专利制度，我们很难设想飞机之类新产品的诞生。但是在已经建立了专利制度条件下，再搞出院士制度，则后者不仅减弱前者的刺激力，而且遏制前者，使竞争转化为纷争。因为，当两者并存时，拥有专利的光彩远没有院士耀眼得多，人们会削尖脑袋争取当院士而绝不会拼命去搞专利。这样我们有成千的院士，但却没有成千的高含量专利，特别是没有成千的世界领先的专利。有专利的人可以是院士，也可以不是院士，没有专利的人却可以选为院士。如此，院士之间的矛盾、院士与非院士之间的摩擦、内耗、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有序的竞争难以存在。你有再多的专利，你仍可能受制于院士，你的各种政府福利，甚至政治地位必然低于院士，必然你申请科技基金还需由院士们来审批。在这样的导致混乱、纷争的"双轨制"下，中国专利制度还能有多大作用呢？君不见，国内重点大学院士不少，可难见其专利；君不见，号称中国的牛津、剑桥，却在专利上落于他人之后！这难道与院士制度无关吗？     

4．因为院士代表着最高，又是终身的封号，这样一旦当选，就由凡人变成了神。于是乎，我们的院士必然无所不能。他们既可以做运动员，又可以做教练员，也可以做裁判员，更可以做领队；他们可以近亲繁殖（名正言顺地推荐侯选人），年龄越大，弟子越多，势力越强，形成"学头"在所难免。考虑到中国几千年封建（爵位）制度，其山头性组织的形成一定是必然的。说得重一点，就是"学霸"、"学阀"的产生或潜在形成一定是必然的。在中国的传统之下，院士大会变成了老人大会也是极为自然的。据了解，工程院院士平均年龄在68-70岁左右，中科院院士平均年龄在63-65岁左右，以这样的年龄代表中国高科技水平，有谁能相信呢？正如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前院长秦伯益教授在其文章中说：院士像一只花瓶。秦教授希望院士不是花瓶。可是以这样的年龄，院士不是花瓶又能是什么呢？，院士（大多数）只能是花瓶！甚至说院士是花瓶已经是对这些老人的美誉了，因为古旧或精美的花瓶是异常珍贵的。在此，笔者不是要否定老人，而是说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可以发挥不同的优势。君不见深圳某医院院长说："这些院士都七老八十的人了，还发挥什么作用呀！"这话可能过了点，作用是可以发挥的，但绝不是最高之类的作用。现实中的院士直接、间接做商业广告、走穴"卖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有所谓最高语录、最高指示、最高领袖。我们把毛泽东神化了，以致于说万岁、万岁、万万岁。现在进入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就是优胜劣汰，就是一个战场，这里不存在权威，这里没有任何可以终身的东西，唯一不变的是奋斗，是逆水行舟。在这样的竞争体制下，搞出终身式的神化的院士制度，难道不是与市场经济原则背道而驰吗？
    
怎么办？出路很简单。必须壮士断腕，彻底废除，拆庙走神。比如，将院士全部改为普通的会员，相应地，中国科学院院士变为中国科学会会员，或者改为顾问。修改院士章程，不可妄称自己是最高，也不可与国家（政府）挂钩，号称自己是国家认定的。学术就是学术，政府不需介入。如果一步到位困难，可以改良。比如院士实行任期制（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淘汰制（每年或每2年淘汰5%或10%）、交费制（不仅不应拿津贴，还应交纳会费，这也是国际通行规则）。
    
中国的院士制度早改革、早主动。笔者可以不客气地说，中国院士制度不废除，中国的学术大师、工程大师极不可能产生；中国的院士制度已成为创新、高层次创新的天然障碍。在人的世界里，如果有了神，还可能有民主、自由、秩序吗？

 

1

在僵化、守旧、专制的社会里，人们活的战战兢兢，从心灵到肉体皆受到禁锢，缺乏创造
力便在所难免。尽管人们痛恨别里科夫这样的套中人，却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们代表了体
制，代表了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不光有手套和大衣，还有权力和道德上的优越地位。

而在开放的社会中，别里科夫之流便一落千丈了，成了人尽可讽的对象。不过，与此同时，
另一类人又应运而生，他们思维奔逸，发言玄远，我们不妨称之为"狂想者"。人们并非不
讨厌狂想者，却也同样无计可施，因为狂想者不但有善于辞令的优势，还可以挟持开放社
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比如"言论自由，""创新精神，""发展变革"等等。这种情况下，
人们对别里克夫式人物的奚落，都显得近乎于捏软柿子了。

当今的中国，正如我们同时面临着发达国家的富裕病象和穷困国家的发展问题，在思维方
面，也同时喧嚣着套中人和狂想者的声音，两类人都应运而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土壤。一
方面，学阀们搭上体制的快车，牢牢地盘踞在主流的学术界，抑制着年轻学者的创新精神
和创造力。而在民间，为数众多的业余学者集结成群，占山为王，形成了一个蔚为大观的
伪学术圈子。这个圈子一反主流学界那种亦步亦趋、循规蹈矩的窝囊性格，大胆设想，胡
乱求证，搞出一个又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理论"和"发现。"主流学术与民间学术成了一
对抑郁－躁狂症病人。

2

尽管伪学术和伪创造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是对主流学术及体制的一种反抗，此种草寇式的反
叛恐怕是难成正果的。一些人被招安――公平地说，这部分人的学术水准尚不太差，头脑
也还清醒――慢慢地盘踞上去了，业余学术界就变得更其业余。研究风水、占星、房中术、
永动机也成了学术，什么时髦搞什么，什么最能忽悠人就搞什么。

然而笔者要在这些学术的头上加一个"伪"字。我这里有一个例子，让大家看看这些"学
术"的思路是怎样一以贯之的。

有一个年轻人，专科毕业，设计了好几个永动机，他说这些机器只要外界提供少量能量，
就能源源不断地向外发出大量的动能，推动发电机发电。他揣着这些图纸来到北京，试图
引发一场能源革命。其中一个设想是这样的：一个O形的光滑管道中有一个光滑的磁铁球，
这个磁铁球因为光滑并给以足够润滑，便可以在管道中一圈又一圈地运动，管道外壁绕上
线圈，由于磁铁球的运动而发出电来。当这铁球运动停止时，管壁上伸出一个杠杆样的机
构，拨动小球再次旋转。他认为浑圆的铁球只要轻轻拨动便能发出运动起来，所以这个机
器只要少许提供外部动力，就能不断发电。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到这个人，看到他的这几个设计，告诉他，靠巧妙的机械设计，是
不能规避能量守恒定律的。他却不已为然：凭什么说能量守恒定律就一定是正确的？我就
不好再说什么了。我很知趣，人家这话的潜台词是很宏大的：搞科学要有怀疑精神。我甚
至都没有告诉他，我有一本电机工程的学士学位证书。我要是跟他说，我看过一些教科书，
此类设计都是以能量守恒为基础。那么我又会面临这样的反驳：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这又是个真理，恐怕比能量守恒还真。毕竟我没有真正做过能量守恒的实验，我凭什么挟
定理以自重呢？

这种伪，伪得正大光明，底气十足，让我这种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反倒觉得自惭形秽、缺乏
创造精神了。一句"凭什么......呢？"就能噎得我透不过气来。譬如我对安利有所微词，
安利推销者就说："你凭什么说安利产品就不比其他产品好上十倍呢？"平静地说理是没有
用的，要产生效果，倒不如反诘："你凭什么说安利产品就比其他产品好上十倍呢？"而这
么说话纯粹是抬杠，有时还有中圈套的危险。安利推销者就会乘机向你介绍一种产品的几
十条长处，那位永动机设计者就会反复向你介绍磁铁球充分润滑的关键性。

这位永动机设计者，同安利推销者一样，都不肯去做实验，他认为这东西一旦建造，就能
顺利发电。机器是自己用"伟大的头脑"设计出来的，怎么会有错？这可以说是伪学者们
的共同特征：相信自己的头脑胜过一切。比之于动手实验、学术史上积累下来的经验和常
识，他们把自己头脑中产生的东西放在最崇高的位置，只能证明，不容反驳和证伪。

如今我再也不想跟任何一个这样的伪学者争论问题。我的看法是："我思，故我在"这句话，
要是没有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作为底韵，就成了狂想。而且"思"亦包含"反思"的
意思。不但是对人类知识、传统的反思，也包括对思维方式、对自我的反思。随便翻翻现
代心理学的著作，便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人脑也是一个容易上当的器官，人的思维也
是漏洞百出的，对自己头脑的过度信任，往往大谬不然。

进一步说，思维是一个不断反思的过程。伪学者看似反叛，很反思的样子，可是往往在得
到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结论之后，就不再反思下去了。从这一点又可以看到"伪"的人格基
础――一种自恋。他们以开放的姿态出现，却以自我封闭的态度终结。

的确，许多学术大家，在被世人认可之前，是被边缘化的。他们或许被排挤在学术圈，学
术机构的边缘，但他们对学术传统的了解，对知识和能力的继承，却一定是深厚的。在边
缘不等于在民间。一个人一旦在知识上游离于学术传统之外，闭门造车，最终会发现他并
不是在走一条开拓之路，而是在原始的、早已被超越的思维习惯里白白兜圈子。

3

伪学术的泛滥，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我们对"创造力"的理解出了问题。一个理
论、一个产品、一个行动，只要"新奇，"便会博得喝彩，赢得好感，便冠之以"有创造力。"
创造力这个词如今已经变得十分廉价。一个人在牛肚子里钻进钻出，搞"行为艺术，"一家
商场造了个"世界上最大"的绣花鞋，申请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一个女孩子在网上公布了
自己的性史，这些都被看成有创造力了。这些本来是任何一个人都想得到，却因为没有什
么价值而不去做的行动，都成了有创造性的了，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而那些真正有价值
的事情，却吸引不了人们的眼球。我之所以说那个吉尼斯大鞋，那个牛肚子行为艺术只有
廉价的创造性，是因为它们的确不需要什么创造力，只需要足够的哗众取宠的野心。要是
那些东西可以被称之为"创造性，"我这儿就有个更有"创造性"的想法：从明天开始，我
就在互联网上发帖子，号召全世界人民2004年12月三十一号午夜十二点打开窗户，冲天
空大喊一声。届时，一声尖叫沿着地球，由东向西绵延开去，该是多么壮观的场面。我命
名为《2005，地球的尖叫》如何？如果创造力就是想得玄乎，做得邪乎，谁又不会呢？

"印第安人文明来自中国，""中国文明来自中东""秦桧是民族功臣"这类"学术，"
也都是嗓门和野心远远大于证据的"理论。"甚至连新奇都谈不上。在墨西哥出土的石碗，
有的与中国商朝时的器皿的外形与纹饰十分相似，思维稍微奔放一点，自然会想到印第安
文化和汉文化联系什么的，这无可厚非。至于读到圣经旧约，说上帝要犹太人用羊血涂门，
以免灾祸，更是不免让人联想到中国新年贴的门对子，怀疑中华文化曾受到犹太文明某种
启发。大胆设想本无妨，但是题目越大，论证起来就越得小心，不然就成了天大的笑话。
而用漏洞百出的甚至无稽的证据证明自己观点，这急吼吼的心态，恐怕真正掩藏着一种焦
虑：自己的理论其实并不怎么独特，不怎么新颖，不怎么可靠，不如先喊一嗓子，指不定
还能落个预言者的名声。

及至媒体的炒作，业余学者们捧场，甚至有钱人的"投资，"我看这些伪学者的目的便基本
达到了。一只大鞋进入吉尼斯世界记录，鞋厂商场的宣传目的也达到了。但是也有过于迂
执，不会炒作，又对自己的创造力甚为迷信的人，比如前面说的那个设计永动机的小伙子，
便只能四处碰壁，一无所成。（他若是得知梁星人搞了个"星人永动机有限公司，"轰轰烈
烈地干了一下子，不知会作何感想。）

也有像苏三这样的，媒体的炒作，出书出名尚不能满足，还想得到主流学界的认可，否则
就是你压制我迫害我遮蔽我忽略我的，这种自恋，便有点病入膏肓的样子了。媒体和主流
学界一热一冷，一阴一阳，朝暖夕冷，在如此之不平衡中颠簸的苏三，不免让人担心她的
精神健康，以至于想在安定医院替她预订一个席位了。

     　　　　　　　　　　　　　　　　　羊群
    
     最近来京的一位老同学，是浙江大学农学院的退休教师，谈起浙大农学院（是六个涉农学院的合称）的最近情况，不禁感慨系之。现将他谈到的内容，摘要整理如下，可能对于近几年来兴起的大学合并风及兴建大学城，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浙江大学在 解放前本来是个文理工农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将其分解为工科的浙江大学，农科的浙江农学院（1960起年改名浙江农业大学），及医科的浙江医科大学等。原来的文理学院取消，教师分散到北京上海等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里，留下的教师，加入新办的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改名杭州大学。经过四十余年的实践表明，把综合性的大学拆散，改办单科的学院，是照搬前苏联的做法，不利于学生知识的全面发展及学校水平的提高。为了提高国内大学的水平，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便想到把部分单科的学院合并为综合性的大学，浙江大学便是其中之一。
     浙大、浙农大、浙医大和杭大四校合并本来是一件好事，但由于指导思想的好大喜功，不是在四校原有的基础上利用原有设备和人力资源，统一领导，发扬综合优势，而是一开始就蕴酿建造大学城、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在杭州郊区紫金港湿地，业已征用3300 亩农田（第一期），大兴土木，并积极加快第二期5500亩的开发。可笑的是这3300 亩加5500亩之和 8800亩，隐含"发发"的吉利之意，堂堂的争取世界一流的大学，在规划校园面积时，竟然乞求于数字吉利的水平。第一期已建大工程，有万人大食堂，非常壮观，但不考虑食堂应以学院为单位比较合适。大学城里学生都必须备自行车代步，因为教学楼彼此之间，宿舍与教室之间，与图书馆之间，与行政大楼之间，距离都很远，道路宽广延伸，虽然很壮观，如靠步行来往，不仅非常费时，还无论如何不能及时赶到上课。自行车必须放进楼房下面的车库里，放进去容易，挤成一堆，取出来则很费时，学生们为此一件小事，每天化在赶路、放车、取车的时间，是一笔冤枉的支出。
     新校区的土地征用是通过杭州市批准的，杭州市正看中华家池农学院的这块宝地，这里已经是寸土寸金的地皮，双方一拍即合，杭州市批给浙大紫金港土地，浙大出让华家池农学院的土地给杭州市，美其名曰"土地置换"，好像并不牵涉买卖和金钱的问题，其实内里的奥妙甚多，又绕过了要经中央严格审批的麻烦。为了不致于夜长梦多，于是决定尽快放弃华家池校区，在紫金港另建农学院新址。据说，新建农学院房子的经费即来自华家池土地的"置换"，还可以弥补令学校头痛的经费亦字。把一个已有七十年历史的浙江大学农学院从此连根拔掉。这个规划一直对群众讳莫如深，但杭州市的长远规划展览会上，全盘用模型表示出来，华家池农学院在这个模型里已消失无踪。
     这个迁址的决定一经揭开，引起农学院在职的和离退休的教职工的强烈反对，离退休的教职工纷纷签名上书当局，列举不应迁移的理由。参加签名的离退休人员共有449人，包括前浙江农大的正副校长、党委副书记8人，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省教委主任、省政协秘书长、常委等9人，一级老教授一人，教授62人，副教授、前处长级122人。在校教师签名的也有三百多人，他们也写有反对搬迁的报告，内容大同小异。教师们在一次由校领导人召开的座谈会上表示，如果学校一定要把农学院迁走，他们就集体辞职云。学校当局表示理解大家的意见和热爱农学院的心情，但是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支持迁移。换言之，迁移是既定方针，不可更改的。这个答复，更引起大家的愤慲，还在继续反对中。现将他们上书报告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1，华家池校区是浙江大学仅有的自1934 年以来的农学院老校址，经历七十余年的经营发展，已积累起数十万平方米的教学科研建筑群，还有国内唯一成绩斐然的同位素实验室，以及陆续建设投入使用的中心大楼、图书馆，各学科的实验室、温室、果园、茶园、桑园、菜圃、大田作物、蚕室、牧场、养殖场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植物园，兴建于1927年，1933年定基于华家池，是全国第一个植物园。这些建筑施政一旦予以支解，改作其他用途，这是办学还是毁学？这些情况，校领导比我们更清楚，为什么视而不见，一意孤行？
     2，图书仪器和人员可以迁离华家池校区，可是种植在田间的珍贵的植物种质资源，怎么好随便移动？长期连续性积累起来的资料一旦中断，怎样继续进行？紫金港新校区原本是生态湿地，在长江下游广大地区没有代表性，特别是果园、茶园等根本不能适应。英国罗森斯旦特农业试验场持续有三百多年历史，其试验结果和数据具有不可取代的科学权威性，华家池已有七十余年历史，在国内属罕见，为什么说放弃就放弃，一点也不痛心，也没有责任感？难道这就是领导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的高瞻远瞩？生态湿地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的宝贵资源，把新校址建造在湿地是一种战略错误，反而美其名曰建立生态型校园，开科学的玩笑。
     3，解放前反抗国民党血腥镇压学生运动而遭牺牲的于子三烈士的塑像和纪念碑，即在华家池校园里。原有的浙大校本部已于1958年放弃，迁至今玉泉校址。一个全国闻名的大学，要尊重自己的办学历史，世界一流的大学如美国哈佛大学已有三百年历史，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大学历史更早，几百年来他们都是在原来校址上发展壮大，而且保留使用数百年的老建筑物，培育出许多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政治领袖、总统和首相等。他们并不是靠一再迁移校址，兴建大学城，才成为一流大学，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借鉴吗。
     4，浙江大学在1987年代庆祝建校90周年校庆时，国内外的早期毕业校友都不辞辛劳赶回母校庆祝，可是到了杭州被接待到玉泉新校址举行庆典，他们惊奇地问：这是什么地方？回答说是新校址，那末老校址呢？说是放弃了，他们觉得很失望，早知如此，也不想远道赶回来了。后来有人告诉校友们，华家池农学院还是老校址，于是他们中部分人员虽然不是农学院毕业的，也要特地去参观华家池老校址，几十年没见面，看到华家池风光依旧，而学院发展规模大变样，觉得非常兴奋，总算不虚此行。现在学校的领导连这最后一个老校址也不要了，浙大历史将从紫金港算起，今后的老校友将不会参加割断历史的校庆了。办学象改朝换代一样频繁，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吗。巴黎大学有十三个分校，并不都挤在一起，浙江大学原来的四个校区完全可以留在原址办学，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各校区的有形无形资源，在原有基础上发展，只会比另起炉灶有利而节省国家财力物力。大学要追求的是大师级人才，不是大楼成群。
     5，浙江大学农学院七十年来为浙江省及全国培养了大批为"三农"服务的技术人才，县、市长和基层干部，以及一批国内外专家、院士和政府官员。在国内同类院校中名列前茅。 1998 年并入浙江大学前，浙农大即以学科齐全，设备先进，场地优越，环境优美闻名。香港知名人士资助兴建的邵逸夫体育馆及一大批五十年以上的老房子，更是十分难得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不光是农学院本身的，也是杭州市、浙江省和国家的宝贵遗产。
     国家农业部十分重视浙江农大，先后投资建设了"种子楼"、"植检楼"、"同位素楼"、"干训楼"、"食品科学楼"，28000平方米的"中心大楼"，以及教育部投资建设的"留学生楼"等。由于农业部和省里的重视，作为省属的浙江农大在好多方面超过了农业部属的一些农业院校。从而在1996年初被列入"211工程"的全国重点建设学校之一。
     新浙大连续多年在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申请数量方面，占全国第一位，其中农科的数目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或更多；新近全国高校一级学科评比排名中，浙大获得5个第一，华家池校区占4个。 五年来国家学位委和国家教育部评选的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中，浙大共18篇，华家池校区占5篇。在畜牧饲料、蚕桑、茶叶、果树、高山蔬菜、蜂业、水产养殖等产业化方面及基础研究方面，已作出很大成绩。
     6，近两三年来，浙大采用办工科的一套政策衡量农科，有意压缩华家池各学院为"三农"服务的空间，使其加快萎缩，以利迁往紫金港。反映了校领导对农学院性质和任务的无知和偏见。学校领导以提高学术水平为借口，采取了一系列轻视、限制直接为"三农"服务的系科，表现在：学校对教师工资的定级、升级、奖金都用科研经费收入多少及在SCI 和 EI 上发表的文章多少为标准，导致教师普遍轻教学、重科研。而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工作，科研经费最少，又不可能在国外的Sci 和EI上发表文章，（请问国际"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在几十年的田间研究里，每年在Sci 和EI上发表多少论文？）因而教师每年的"业绩"点少，收入也少，还面临失去工作的惶恐。还有那些长期下乡为农民服务、深受农民欢迎的教师，提升职称则非常困难。这种情况，恰恰与合并以前的浙农大相反，也违反了中央再三强调为三农服务的方针精神。浙大以重点大学为由，提高了新生入学的分数线，把大批农村和农民子弟拒之门外。农村和农民子弟进浙大的越来越少，想进农学院的更少，即使以高分考取浙大农学院，因高分学生入学后可以转系，他们便转往其他系，使得农科的学生越来越少，因而毕业生也越来越少，今年不到两百名，与兄弟农学院招收上千名形成鲜明对照。这样，又何必把浙江农业大学合并进来？农学院新生疾减的连带效应是，教师按学生计算的工作量，教师的业绩点也相应减少，导致教师外流，浙江省因浙大为三农服务减少，只好重点支持浙江林学院，增加林学院的涉农专业。过去浙农大为三农服务的方针一向是提高和普及兼顾并举，既培养了博士、硕士、优秀的教师和出国深造的尖端人才，又曾连续多年为华东各省市举办县市级农业领导人的培训班等等，现在，根据浙大的新规定，这类培训都已停止，这是为三农服务背道而驰的办学路线。
     为此，我们强烈要求保留华家池校区，在原址继续发展，贯彻为三农服务的方针。把华家池校区办成"生物～农业～环境资源"的学科群，发挥学科综合的优越性，办出应有的特色，才是名符其实的一流大学。
     最后，我们热切希望校领导要虚心回顾总结四校合并以来，除了成绩以外，还存在那些不足和问题，不要只满足于谈成绩，回避存在的问题。对于农学院搬迁的问题尤其要冷静慎重，理性思考，不要把好端端的的一座有七十年校史（不仅代表农学院，也代表整个浙大）的农学院，毁于一旦，一失足成千古恨，遭受后人责备。
     以上是农学院向校方报告的大概情况，农学院开始萎缩已是事实，今后是否会在紫金港重放异彩，不妨拭目以待。
    

多中国人不了解历史，他们认为日本人在二战后用掠夺来的财富大办教育，然后走向经济腾飞的，其实这是可笑的无知。事实相反，二战给亚洲带来了破坏同样给日本带来巨大的破坏，日本直到1962年生活水平仍不及中国大陆水平（原先遗留在东北的日本人都不愿意回日本就因为此），他们那一代孩子有的人是光着脚丫上学的，现在日本的老一代老是喜欢用那时的艰苦求学来告诫孩子们勤学进取。其实，正是日本政府这种光着脚丫的孩子也有学可上的努力，日本在经济起飞时才有了人才基础。比起来，难道如今中国人的办学环境会比不上二战后的日本？！但是在大陆，即使农村孩子想光着脚丫上学，政府也没有提供免费的学校和课本。

　　台湾在要经济起飞之际，ＧＤＰ的１２％到２２％都投入了教育，而中国现在的教育投入始终没有超出ＧＤＰ的３％！无知者以为台湾今日在科技上成就源自美国的帮助和昔日从大陆运去的黄金，其实那些都是次因，主因还是教育。中华民族要想复兴，不是说收复了台湾便可以复兴了，除了那些丧失理性的民族主义者会相信这种谎言外，理性者都清楚一点―一任何国家要强盛靠的只能是教育！

　　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国的教育经费占政府预算在94年降到了2%以下，在世界151个国家中，名列第149位。全国仍有1／4的县没有普及小学教育，中学升学率只有10%。全国平均中学升学率只有44%，也就是说，全国有56%的孩子没有读到中学。全国大学升学率不到2%。有些人说了，咱们中国穷，没有钱办教育。那是唬弄不了解真相的老百姓的。诸位知否，建国50周年时，据说一次国庆就花了上千亿！"国庆盛典、世界第一"，已逝的李慎之先生说："希特勒死了，斯大林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的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想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但这上千亿除了让中国人自我膨胀，让外人窃笑外，再也没有什么了；一个神五又是上千亿！我是为神五上天而骄傲，但我更为中国的教育而耻辱；1999年，350万辆公车吞掉了3000个亿（现在肯定进步了），有当官的轿车，没有孩子的学校，这便是中国现状；我国每年被贪污掉的资金保守估计也在2万5千亿人民币左右！看来中国的确是进步了！

　　我们老说什么科教兴国，高喊重视教育，但人民不听你说的，只看你做的！这就像有些男人在老婆面前说有多爱她，却在外面找小姐一样，你能说这样的混蛋爱他老婆？！

　　愤青们，不要把宝贵的精力浪费在反日反美了，拿出力气来为教育呐喊吧！――这才是爱国的正事儿！

　　二〇〇四年二月十日

　　强烈要求政府将教育经费达到GDP的6%！！并在2008年前达到8%，因为中国有三亿儿童需要义务教育！让我们呐喊，让我们的声音传遍大江南北！――为了中国的明天！！